经常读、写，难免涉及笔名问题。不愿署真名，署个假的——这就是笔名的来历。艺名与笔名，谁早于谁？画上的吴道子、八大山人，石艺名还是笔名？未曾考证，不敢妄言。《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红楼梦》“胭脂斋注”的注者是谁？研究界好象没有定论。这也是笔名的作用之一：既可一养一批连贾老太太牙齿落于何处都考证得出来；又叫你想拍马屁不知拍谁，想打棍子不知打准没有。
    鲁迅先生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除本名之外另取一种立意，还有防止杨荫瑜女士等考证“鲁迅即周树人”的用意。冯宗璞以宗璞为笔名，简单亲切，尤其乃父冯友兰先生的友人，见其女儿的文章，更有如见故人之感。而多数业余作者用笔名，除自谦、自警、自励之外，更有不想人知道某文作者即某某之意，以免周围人指指点点。
    好笔名，可与文章相映生辉。余心言（徐惟诚）的许多文章，的确出之于心，且能入之于心。徐城北，叫人想起城北徐公，人美文更美。“胭脂斋”批注，点破儿女浓情：“兰陵笑笑生”，所笑何人？这都是些文与名珠联壁合的例子，叫人易生联想。
    其实，笔名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醒读者，笔名就是笔名，切莫与作者其人等量齐观。这个文艺心理学问题，至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许多人（包括本人）写文章总是好为人师，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把别人训得狗血淋头。而读文章的，也总把文章作者与生活中的本人等同起来，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肯轻易承认你的存在。这就是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本人，想起为文的人格与为人的人格问题。
    “文如其人”，其实有道理又没道理。有道理，在于二者毕竟有联系，为人的人格是为文的人格之基础，高尚之文必赖高尚之人；没道理，在于二者有很大区别，作者在文中不是个人，而是一种文化人格。不论你修养到何等程度，毕竟是生活中的这一个，为文时若不上升到人类文化高度，很难有震撼人心的文化力度。为文，不仅需要个人品行修养，更需要人类文化良知。二者关系，恰如板桥以竹喻画：笔下之竹。非眼前之竹，乃胸中竹耳。
    所以，在读作品时，固然可以对作者个人修养提出种种要求，诚如狄德罗先生所言：“你想当作你想当批评家吗家吗？那就情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但若把二者等同起来，必然导致误解与苛求，有碍阅读也有创作。
    不仅小说，而且杂文，其意象、见解、认识，是否就等于作者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态度？有点关系，但不能等同。譬如柏扬杂文，辛辣地揭露与讽刺过“酱缸蛆”、“阔大代表”、“二抓牌”、“三作牌”，生活中看不惯是肯定的，但想必不至一见面就骂到这种程度。又如鲁迅先生曾经鞭辟入里地揭露过看见女人的胳膊就想到大腿，看见大腿就想到性交的伪君子，见了先生却无法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否则先生倒成为无聊。可惜时下许多作者与读者尚未悟透这一层，所以杂文缺少柏扬的风趣与鲁迅的深刻是情理之中的了。
    元辰以为，唯有作者为文时把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形象，才有资格作为真理的化身审视一切，又不会自以为就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横行无忌。所以，元辰是本人笔名，亦即理想中的文化形象，而不是作者本人。如果这个形象可憎，那才是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