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

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

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

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

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

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

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

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

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

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

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

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

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

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

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

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

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

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

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

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

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

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

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

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

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

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

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

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

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

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

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

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

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

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

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

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

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

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

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

得无厌的可鄙形象。